澳门风云（之四）

由于事先中国方面已经就澳门回归中国的日期作出了明确的表态，所以这次葡萄牙国务会议是由葡萄牙前总统苏亚雷斯亲自召集的，葡萄牙所有的国务委员共17名，其中包括时任澳门总督的马俊贤都出席了这次意义非同寻常的会议。经过4个小时的反复讨论，参加会议的国务委员们最后都统一了认识，认为应该以大局为重，葡萄牙应该在澳门移交的日期上采取灵活的态度，要保持并继续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良好关系，增进双方的友谊与合作，另外，还要在保持澳门的繁荣与稳定的同时，也要努力维护葡萄牙的利益。因此，会议在有关澳门移交日期上采取了一种明智的态度，同意在1999年把澳门交还给中国。会议结束之后，葡萄牙方面发表了有关会议的公报，全文如下：

“（一）、国务委员会会议今天举行，听取了共和国总统先生和总理先生关于正在进行的把澳门治理权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的报告。按照宪法规定，澳门不是葡萄牙的领土，但是由葡萄牙治理。

（二）、国务委员会完全赞成共和国总统先生和总理先生表明的立场。

（三）、总理先生宣读了《关于澳门问题谈判纪要》和《中葡建交联合公报》。葡萄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黎大使在进行谈判之后，于1979年2月8日代表各自政府签署了上述文件。

（四）、国务委员们对正在进行的谈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国务委员们认为，保持澳门的稳定和发展，维护葡萄牙的利益，以及保持和发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极其重要的。”

这份会议《公报》虽然只是强调了葡国方面要努力维持澳门的稳定和发展，并且特别强调今后要继续加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与合作关系，没有将澳门归还中国的日期明确在《公报》中说出来，但是，葡萄牙方面却通过消息灵通人士向外界透露，此次的葡萄牙国务会议已经在原则上同意1999年将澳门的治理权交还中国。中国方面听到了这一消息，表示了真诚的欢迎，正如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副主任李后得知消息后说：“如果这是真的，相信澳门问题很快就会解决。”澳门的居民也对此消息表示欢迎，土生葡人戴明扬大律师就明确表示：葡萄牙愿意将澳门的治理权在1999年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件好事。澳门的居民们还通过各种渠道力促澳门政府在过渡时期内，要尽快推行公务员的本地化和双语制，并且还建议澳门政府修改有关法律条文，以便能够适应澳门未来的转变。正当外界舆论对葡国传出的消息纷纷进行赞扬时，果然，在葡萄牙国务会议结束只有半个月之后，即1987年11月20日，葡萄牙外交国务秘书阿·苏亚雷斯就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前来中国进行工作访问，中国国务委员兼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分别与阿·苏亚雷斯举行了会谈。外界评论说，阿·苏亚雷斯此次中国之行的目的，是将1月6日葡萄牙国务会议讨论“澳门交还年期”的成果，正式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传达。他的访问，标志着中葡双方在关于“移交治权年期”的问题上取得了谅解。

到此为止，中葡双方在关于澳门问题会谈中，虽然在移交日期上产生了一场风波，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与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时双方关系紧张僵持、局势风云变幻相比，这个风波只能算是一次小小的“插曲”而已，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从总体上来看，还可以称得上是“波澜不惊”的。中葡双方关于澳门移交日期达成的谅解，为第四轮谈判奠定了基础，至此，谈判已经快接近瓜熟蒂落的阶段了。

1987年3月18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第四轮会谈第一次会议仍然是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议刚刚开始时，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南就恢复了他原有的风趣和幽默。周南以相当轻松的语调，用天气为话题，妙趣横生地作了开场白。他说道：“北京的天气现在已经是春回大地了，他家的门口有两棵桃树，一棵含苞待放，另一棵也已经开花了，接踵而至的便会是万紫千红，春色满园。周南的这番风趣而又意味深长的话语，巧妙地喻示了目前中葡会谈时的转机。

那么，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会谈是不是就真的如同周南家门前的那棵“含苞待放”的桃树？而且会谈的前景是不是就真的像另一棵桃树那样开花，并在不久的将来真的出现万紫千红的局面？周南接下去的比喻显然对此抱有信心，他以自己的戒烟来说明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周南引用了中国古代大哲学家老子的一句名言：“不见可欲则心不乱”，又将这句话改作“常见可欲则心不乱”，以此来表示他本人对眼下的谈判是有毅力和耐心的。引用这句话的寓意，当然也意味着接下去的谈判仍然需要坚韧的努力才能获得双方都觉得满意的结果。

的确，这次会谈的情况确如周南所比喻的那样，中葡双方在本次会谈之前都分别透露了自己的看法，双方的代表团成员都不希望谈判中再遇到大的障碍和波折，并且希望这轮谈判能够成为中葡澳门问题谈判的最后一个回合。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中国方面更迫切地希望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协议，能够赶在3月25日中国人大会议召开期间草签和正式签署，从而使双方达成的协议能够得以在中国人大的全体会议上审议并获得通过。

相对于前三轮会谈来说，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第四轮会谈可以称得上是既柳暗花明又扑朔迷离。会谈的气氛并不是十分轻松的，从3月18日到3月20日之间的3天时间里，会谈连续3天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里举行，谈判的时候曾经出现过多次紧张的局面。原先预计3月21日就基本上可以结束谈判，按原定计划，葡萄牙代表团团长梅迪纳将在谈判结束后立即赶回葡国首都里斯本，向葡国国务会议汇报此次会谈的结果。可是，又一次大大出乎人们预料的是，梅迪纳并没有按照原定的计划返回里斯本，而是将此计划突然之间取消了。而且，北京的记者们还报道说：“梅迪纳神态木然”。显然，中葡双方的谈判并不能够按期结束，那么问题究竟是出在什么地方呢？外界人士纷纷对此进行了种种揣度和推测，认为问题可能是出在“国籍”上，因为第四轮会谈最为复杂而且也是中葡双方要解决的最后问题便是有关国籍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中国方面早已表示出了自己的明确态度：不容许澳门居民有双重的国籍。但是，葡萄牙方面却以维护葡国“尊严”和维护葡国护照持有人的利益为理由，三番五次强调要容许澳门居民有权获得双重国籍。正因为双方在这个国籍问题上的立场相距甚远，难以在一时间达成共识，所以这个问题导致了会谈呈现出比较复杂的局面，因而会谈被迫在3月21日和3月22日停顿了整整2天。

正当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国籍问题又有了一些转机。在两天的停顿时期里，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南和葡国代表团团长梅迪纳曾经在私下里进行了有益的磋商，于是3月23日上午9点会谈又重新举行。据来自权威人士的消息透露说，在恢复谈判后，中国方面并没有在国籍问题上作出让步。这从后来谈判的进展情况来分析，实际上葡国方面在某些问题上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态度，比葡方原先设想退了一步。当然，葡方代表极有可能在退后这一步上超出了葡方代表团的决策权限，因此，他们必须赶在双方的协议草拟之后和草签之前的这一段时间里，先取得葡萄牙国务会议的同意才能进行最后的定夺。在葡方代表团成员向葡萄牙国务会议请示期间，身为葡方代表团团长的梅迪纳却必须继续留下来就这些问题同中国方面进行磋商。所以，梅迪纳返回葡萄牙行程的取消，又一次导致了会谈气氛的冷却。另外，中葡在会谈中还遇到了另一个问题：葡萄牙方面极力希望澳门能够加入“联合国文物保护组织”，这样可以使葡萄牙在澳门的文物今后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保护；葡方还在保护澳门的文化传统、语言、文字、宗教活动等方面，表示出了十分强烈的愿望。中国方面对于葡萄牙方面提出的这些要求，本着既尊重历史又尊重现实的态度，在这一点上作出了适当的和合理的让步。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由于中葡双方谈判代表的共同努力和求同存异，在重新举行的会谈中，经过反复的和不断的磋商，双方终于取得了共识，并最后达成了协议。3月23日下午，中葡双方发表了关于第四轮会谈的《公报》，内容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关于澳门问题的第四轮会谈于1987年3月18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会谈是在和谐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审议了协议文本草案，就协议文本的内容取得了一致意见。

“双方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将由中葡两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于1987年3月26日在北京草签。”

紧接着，到了1987年3月26日，上午11时整，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南和葡国代表团团长梅迪纳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草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出席草签仪式的有姬鹏飞、瓦莱里以及中葡双方代表团的成员。《联合声明》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满意地回顾了两国建交以来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的发展，一致认为，由两国政府通过谈判妥善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澳门问题有利于澳门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并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为此，经过两国政府代表团的会谈，同意声明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声明：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凼仔岛和路环岛，以下称澳门）是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联合声明》一共有七个条款，其主要内容包括：澳门是中国的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中国政府将根据“一国两制”的方针，在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并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立法机关由当地人组成，澳门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澳门可以用“中国澳门”的名义单独与各国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并签订有关协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财政独立，不向中央政府交税。这些基本政策，在后来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明文规定，五十年内保持不变。

《联合声明》除正文外，还有两个附件和两个备忘录。附件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澳门的基本政策的具体说明》，把声明中所提到的基本政策进行了具体化。附件二是《关于过渡时期的安排》，规定成立中葡联合联络小组和中葡土地小组，在《联合声明》生效之日起至1999年12月19日为止的时期为澳门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内，中葡双方继续进行友好合作，以便为澳门政权的交接创造出更加妥善的条件。

由于中葡两国在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中，双方在澳门居民的国籍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所以，双方在《联合声明》之外，还各自以备忘录的形式表明了本国的立场。中国方面的备忘录声明：澳门居民不论其是否持有葡萄牙旅行证件或者身份证件，都是中国居民。虽然可以继续持证到外国旅行，但是却不得在中国领土上享受葡萄牙的领事保护。即中国政府不承认任何澳门居民可以享有双重国籍。而葡萄牙方面的备忘录则声明：“凡是按照葡萄牙立法，在1999年12月19日因具有葡萄牙公民资格而持有葡萄牙护照的澳门居民，该护照日后可继续使用之。”这就是主张未来某些澳门居民可以具有双重国籍。

在中葡联合声明草签的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又迈进一步》的社论：

“澳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在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中国人民处于被压迫、受屈辱的地位。从一五五五年算起，澳门在外国统治下长达四百多年。封建王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都没能够解决澳门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邓小平提出三大任务之后，我国政府通过和平谈判终于使这一问题获得解决。恢复中国对澳门行使主权，洗刷了民族耻辱。解决澳门问题，我们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这一事件无疑将永垂史册。”

1987年4月2日，中国国务委员吴学谦，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六届五次会议上，受国务院的委托，作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草签文本的报告。二天之后，即4月4日，人大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很快审议并通过了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的决定草案，并决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六届五次人大会议审议。4月11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六届五次会议作出了关于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的决定：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涉及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会议决定授权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经中葡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后予以审议和决定批准。”

1987年4月13日上午11点30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正式的签署仪式。中国领导人和葡国总理卡瓦科·席尔瓦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签了字。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出席了签字仪式，中葡双方出席仪式的还有姬鹏飞、吴学谦、葡萄牙外交部长雷斯·德米兰达等。此外，参加中葡澳门问题谈判的两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也出席了签字仪式。

在这个庄严的日子里，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的正前方悬挂着中葡两国国旗，大厅的中央位置，摆放了一张用绿色绒布铺着的长条形桌子，左右分别放置着棕色和红色的文本。在庄严而又融洽的气氛中，两国政府总理在《联合声明》上签了字。签完字之后，中葡两国领导人相互交换了《联合声明》的文本，并且进行了热情的握手。然后，两国总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热烈祝贺《联合声明》的成功签署。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灯火交相辉映的大厅里瞬间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近二百名中外记者们，此刻怀着激动的心情用电视摄像机、照相机、录音机等，记录下了这个伟大的历史性场面。

1987年6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决定，批准中国国务院代表中国政府于1987年4月13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及其附件。1988年1月15日，中葡两国交换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的批准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和葡萄牙共和国驻华特使瓦莱里奥各自代表本国政府交换了批准书，并且在互换的批准书上签了字。中葡双方还就此发表了一项《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和葡萄牙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瓦莱里奥，于1988年1月15日在北京互换了1987年4月13日由两国领导人签署并经双方按照各自法律程序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的批准书。上述《联合声明》自即日起宣告生效。”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在仪式互换批准书的仪式上庄严宣布：按照《联合声明》的规定，从现在起，澳门进入过渡时期。

1987年3月26日，中葡两国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草签之后，第二天，澳门的许多报纸就对此事发表了热烈的评论。《澳门晚报》发表了题为《澳门协议令人满意》的评论，评论说：“澳门舆论界多数人一致认为，双方就澳门问题达成的协议令人十分满意，并基本上满足了当地居民的愿望。”《澳门人报》专门为此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社论《事事如意》，社论说：

“中国希望在2000年时实现国家的统一，要求在这一年之前十一天把澳门交还中国，可说是一种外交姿态，对于梅迪纳率领的代表团来说是够给面子的了。

梅迪纳和周南在草签仪式上热烈拥抱，这说明谈判在坦率、诚恳和友好的气氛下进行的。这次会谈没有拖延时日，没有浪费多余时间，这也说明，无论里斯本或北京都具有真正善意合作的精神。

总结一句话。可以说这件事办得十全十美。

澳门在经过四百年葡萄牙统治后回归到其真正主人手中，这是不可避免的变化，然而对此不应抱悲观态度。

凡是想在澳门居留到下世纪的人都可以相信，他们目前所受到的自由不会受到限制，因为北京为此作了保证，它已向全世界宣布澳门地区将享有一国两制的安排。

如果考虑到，葡萄牙是同一个大国就一个约16平方公里的澳门进行谈判，我们得承认结果是很不错的，因为说句公道话，这得感谢北京的谅解态度和诚意。”

3月24日，香港《中报》发表了题为《中国收回澳门主权有利香港》的文章，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收回澳门主权和治权的最后日期终于明确了：1999年12月20日，比收回香港晚两年半。相信这一日期，对香港是有利的，它令人坚信，一国两制和五十年不变必将在港稳步推行。

曾几何时，收回澳门的时间，一度扑朔迷离。有说2005年，更有说2007年或2009年。总之，殖民主义者的希望，是在其殖民地多呆些年，以促使自己的面子。但说到体面问题，中国政府和中华民族当然更有自己的尊严不允许殖民地的现象遗留到下个世纪。

这一声音，若发自八十年前的满清王朝之口，说不定又会引起‘列强’们的一番干涉，再演出一场‘八国联军’血洗津、京的惨剧；若这一声音发自半个世纪前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之口，殖民地主子们也完全可能一笑置之，或者出现一场外交危机。”

该文还说道：“但是今日，在一片逆流的声浪中，北京发出主权的声音，嘈杂的声浪立即消弥，葡国政府也只得顺应了潮流，首先考虑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尊严，而非顾全自己的体面了。也许他们明白，一味要自己的体面而不顾中国政府、中华民族的尊严，到头来连自己的体面都保不住。

这一不平凡的现象，足以说明中国的强大，以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不注意到它的声音和它的意见。自然，在强大的同时，中国政府又表现出充分的体谅和现实的态度，将‘本世纪以内收回澳门主权治权’的具体时间，放到了本世纪最后一年的最后一个月，表现出一个大国的风度。因为，中国在1997年甚至更早些时间收回澳门也完全办得到。

但考虑到澳门的现状，以及考虑到澳门现当局向未来的特区政府过渡，中国政府和葡国政府协商后，将时间在不超出本世纪的范围内向后移，是有利各方面的。香港也许是先受益者，因为中国政府为表明其不变的‘一国两制’的决心，将会在1997年之后严格实现今日的诺言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以便让澳门居民放心。”

另外，西方的报纸也纷纷发表文章赞扬澳门回归中国，西方的分析家们还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澳门回归谈判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予以了高度的评价，法新社3月23日来自北京的报道说：

“西方分析家们认为，23日在北京宣布的1999年12月澳门归还给中国的中葡协议是邓小平的一次胜利。邓小平的强硬态度迫使葡萄牙接受了一些让步。

外交官们认为，12年后结束葡萄牙在澳门的440年的存在的这次外交胜利也受到了中国改革者们的欢迎。

外交官们补充说，此外，这一协议将是中国共产党用来向台湾施加压力的新武器，以达到完全统一中国的目的。

分析家们认为，82岁的邓先生曾是1984年12月签署的1997年香港归还中国的中英协议的倡导者。那是他的第一次决定性胜利。还是他加强了澳门尽早回归的条件。

一位外交官说：‘澳门的回归，不是闭关自守的中国争取到的，而是对外开放和主张对话的中国争取到的。’他强调，这一胜利也将给‘一国两制’的概念增加分量。一国两制将使香港1997年以后的五十年之内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和广泛的自主权。”

塔斯社3月26日来自北京的报道说：

“中国和葡萄牙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今天在此间进行了草签。这个自十六世纪中叶起众所周知归葡萄牙管辖的地区的主权重新归中国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在澳门建立特别行政区并保证在五十年内‘不实行社会主义政策，保持该地区现有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以及生活方式。’

早些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英国就香港问题达成了同样的协议，这两个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奉行的旨在统一祖国的‘一国两制’的方针。”

日本《每日新闻》3月27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归还澳门和一国两制》的社论，这篇社论说道：

“亚洲剩下的最后一块殖民地澳门最终决定归还中国，26日在北京草签了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协议文件。同香港一样，澳门实际上到本世纪末将从殖民地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澳门沦为葡萄牙的殖民地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在这漫长的岁月中，葡萄牙以澳门为据点，攫取了巨大的利益。但是另一方面，澳门同香港一道，又拥有为那些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为把中国从西欧列强侵略下解放出来而奔走呼号的救国志士提供从事革命斗争庇护所的漫长历史。

具有长期殖民地历史的澳门归还给中国，在亚洲解放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应该赢得历史性的评价。

归还澳门同归还香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本质上讲，随着1984年香港问题的解决，它的命运已经注定。”（完）